诺那，名逞列匠磋，类乌齐金塘喇嘛第七生转世活佛，西康佛教大总管，兼理民政，辖七千户。1912年英国阴谋策划西藏独立，达赖东犯西康，诺那率兵进行抗击，打了6年，弹尽粮绝。达赖英籍参谋吉青纳以继续掌管西康为诱饵劝诺那投降，遭到诺那严辞拒绝，最后被达赖囚禁于火拉杜瓦宗，关了6年。在将其活埋时，诺那却神奇般地逃了出来，扮成乞食僧逃至尼泊尔，又遍游印度，并与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会晤三次。1925年回国后，历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1935年奉命为西康宣慰使。1935年9月，红军长征路过西康，诺那在瞻城与红军相遇。由于诺那曾在南京居住8年，受国民党反动派恐怖宣传的影响较深，对红军甚有误解。因此，疑惧走避，清野自保，直至抵拒。当时河西总保将央成匹与诺那有隙，将央成匹的儿子巴登多吉于1936年4月6日将诺那扣押，移送红军治罪。
朱德总司令在听取关于诺那情况的汇报后，考虑到诺那是康地四大活佛之一，还是国民政府的钦差大臣，团结争取这样的上层宗教界人士，在政教合一的藏地，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于是作出了如下指示：诺那抗英，我们抗日，同属爱国行动，要宽善对待，要团结教育。总司令部第五局待诺那为上宾，为他安置官寨。局长王维舟夫妇热情周到，专门派人照料诺那饮食起居，特供鲜奶和米粥，并耐心向诺那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尤其是陈昌浩总政委向诺那转达了朱总司令的指示后，诺那终于被感动，逐步消除疑虑，从帮红军战士教习藏文、藏歌，讲述康藏历史故事开始，进而与红军推心置腹讨论北上应避开藏区险隘的路线，直至向红军提出借兵，收复丹达山以东被达赖所占失地。
不幸的是，1936年5月6日诺那染上伤寒，总司令部给诺那派来最好的医生，但诺那拒绝用药，说道：“我为将死之人，用此西药殊为可惜。留着红军将士用吧”。5月12日，诺那仙逝，享年73岁，留下遗嘱三条：一停尸三日不动，二火化，三遗骨送庐山安葬。红军一一照准，王维舟负责丧事，仪式格外庄重，并请来折格寺大喇嘛诵经，红军鼓乐队为前导，派代表送上花圈，许多藏民耳闻目睹，无不为红军至诚之心所感动。红军在继续北上途中，路过藏胞居住地时，受到广大藏胞热情欢迎，倾尽所有，支援红军。
斗转星移，时值1959年夏，“庐山会议”中休息的一天，朱德在游了庐山植物园后，又要去拜访喇嘛塔。陪同人员听说朱德要去庐山喇嘛塔，感到为难。因为在当时，宗教工作越来越“左”，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掀起“献庙”高潮，山下九江市区有十余座寺庙被“献”出，和尚集中到能仁古刹种菜，尼姑则去“宗教绳子厂”打草绳。此外，喇嘛塔是由蒋介石首捐五千金修建的，“会不会政治上有问题?”这是那个年代首先要考虑的。陪同人员怕闯祸，忐忑不安地说：“庐山是有座喇嘛塔，是不是……”朱德见其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神态，便向大家讲述了诺那的故事，最后感慨地说：统一战线是个法宝，战争年代如此，建设时期亦如此。大家听了之后，疑虑消除，觉得应去看看诺那塔。于是随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健步登上山，拜访了诺那塔，并在塔前合影留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诺那塔院重新进行了维修，并对外开放，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欣然题写“诺那塔院”院名。海外迄今有诺那弟子十余万人，仅台湾近三年就组团17批三百余人前来朝圣。这里还接待过归国藏胞参观团、美国佛教参拜团等国内外大批客人。目前，庐山，锘那塔院，已成为藏汉交流的纽带，海外联谊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