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世活佛的地位，取决于是否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也受到上一世活佛在寺院、信众心中地位的影响。中央如果不承认，‘要转成外国人’等言论是没有意义的。活佛离开了自己的寺院、离开了自己的信徒，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著名藏学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庆英在采访中如是谈到。
图为油画《金瓶掣签》，阿旺扎巴、韩书力、于小冬绘。
金瓶掣签制度是1793年清朝乾隆皇帝为杜绝大活佛转世过程中族属转袭的流弊，防止弄虚作假而制定的在活佛转世最后认定阶段实行的一种签选制度。由清朝政府颁发两个金瓶， 一个用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藏区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的认定， 置于拉萨大昭寺， 一个用于确认蒙古各部及甘青藏区的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 置于北京雍和宫。
从元代到清中期，活佛转世制度中并没有金瓶掣签这一环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金瓶掣签的制度呢？陈庆英先生向记者娓娓道来……
图为陈庆英先生。摄影：李元梅
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1788年-1789年)，廓尔喀军第一次侵藏；乾隆五十六年夏(1791年)，廓尔喀军第二次侵入西藏。廓尔喀在短期内竟敢两次燃起兵火， 进入中国西藏地方， 除了探知西藏边防空虚、官员平庸偷安外，还与六世班禅之兄弟噶玛噶举派的红帽系第十世活佛(当时的文书上称为沙玛尔巴，其法名为却珠嘉措， 1738年-1791年)的贪婪有关。
在廓尔喀军入侵的战争中，突出暴露出活佛转世与家族亲戚结合以及降神决疑的办法的一些弊病，使乾隆皇帝更加感到加强对活佛转世管理的重要。乾隆皇帝总结了经验，决定以金瓶掣签的方式来解决认定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问题，凸显中央政权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
图左为大昭寺进行金瓶掣签的金瓶和象牙签（复制品），图右为雍和宫进行金瓶掣签的金瓶和象牙签（复制品）。摄影：李元梅
陈庆英先生曾经在2006年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续）》，其中统计了自1793年乾隆皇帝制定金瓶掣签制度以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结束，近120年中，在拉萨执行的金瓶掣签达到70多次，平均每3年举行两次金瓶掣签。在雍和宫执行的金瓶掣签大概有20多次。
民国时期，在英国侵略西藏的形势下，有的活佛免于金瓶掣签，如十三世达赖喇嘛，而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由热振活佛向中央请求后准许免于金瓶掣签的。
陈庆英先生告诉记者，在那样的形势下，十世班禅在世时，曾经讲过：将来要认定转世活佛，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还是在释迦牟尼佛像前以金瓶掣签认定。十一世班禅便是在大昭寺通过金瓶掣签认定的。
早前，陈庆英先生也曾表示，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解决其领袖人物继承问题而创新的一种特有的传承方式，它有自己的理论、文化形成的制度。
在陈庆英先生看来，活佛转世，在世间是要成为一个藏传佛教的高僧，通过学习、修行、培养，成为一个佛教的学者，从这上面讲，转世需经过严格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不是说想转成什么就转成什么，不管是哪一个活佛的转世，都应遵循定制，不可随意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