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
中华职业学校（渝校）旧址
全面抗战初期，中华职业教育社西迁，在西迁过程中，中华职业教育社延续了职业学校、农村改进、职业指导、职业补习四大事业，发展战时职业教育，推动职业教育抗战自救；全面抗战中后期，黄炎培提出以政治为中心的“职教救国”理论，赋予职业教育以抗战内涵，推动中华职业教育社、地方办事处创办抗战职业教育，培养抗战人才，推动职业教育抗战救国，为职业教育所需要的理想政治环境而努力。
总社西迁：延续职业教育四大事业
1937年11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被迫西迁。西迁武汉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召开“武汉会议”，黄炎培在会上提出，凡是设立办事处的地方，要尽可能地创办职业学校、农村改进、职业指导、职业补习教育。根据“武汉会议”精神，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在武汉、桂林、重庆三个总社办事部以及各地方办事处所在地开展职业学校、农村改进、职业指导、职业补习教育，延续了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四大事业。
武汉办事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西迁的第一站。1937年11月下旬，总社大多数成员到达武汉后，接连两天商讨难民救济办法，决定工作方针：大量收容，迅速疏散，保存元气，支持抗战。由冷遹指导办事处从事难民救济工作。武汉期间，总社召开“武汉会议”，确定了西迁期间战时职业教育的方向。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武汉办事处随之撤销，总社后迁广西桂林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于1938年5月设立桂林职业指导所，先借当地商会办公，10月总社迁来后，与总社合并办公。同月，由广西省政府出资，总社派员创办广西职工训练所。1939年，教育部决定筹设实用职业学校数所，其中广西实用职业学校由总社在桂林筹备。到1939年初，广西办事处先后举办了两期职业教育补习班，第一期培训184人，第二期培训130人。
1938年1月，黄炎培、江问渔等中华职教社领导到达重庆，和中华职业学校校长贾观仁一起，开始筹建中华职业学校（渝校）。1938年10月11日，中华职业学校正式开学。中华职业学校（渝校）分土木、机械、商科和较后开办的中等技术科，黄炎培亲自到渝校上课。中华职业学校的历届毕业生，很多成为战时民族工商企业中的青年骨干。同时，为了抗战胜利后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创办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于1943年9月正式开始招生。
1939年10月10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重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同时，接管了四川办事处的“永川赈济造纸厂”，重庆难民职业介绍所也交由总社代办，总社合作的事业机构增加了重庆职业互助保障协会。
1941年6月，中华职业教育社重庆职业指导所订定《协助重庆各级学校举办升学就业指导演讲办法》并推行。1943年5月10日，中华职教社与重庆教育局研讨推行各校升学、就业指导问题，合作拟定《重庆市实施中小学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大纲》。5月12日，中华职教社在张家花园举行升学及职业指导谈话会。从此，全市各公私立职业学校，均成立了以校长为主席的升学、就业指导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指导毕业生升学或就业。
1943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与重庆市教育局合作，共同拟定《重庆市职业补习教育办法大纲》。该大纲公布后，重庆大规模开展职业补习教育。1945年统计，全市有补习学校近百所，其中大部分为职业补习学校，在校学生超过万人。
西迁之后，中华职业教育社重庆、昆明、桂林、贵阳等地方办事处设立职业补习学校及职业指导所。
1943年3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四川办事处筹设的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择定校址于四川灌县丰都庙，购附近地50亩为农场。抗战中后期，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云南创办了一所大专性质的职业学校：银行专科学校。
“教育跟着政治走”：创办抗战职业教育
1938年底，在全国一致抗战局面形成前夕，黄炎培在重庆撰写《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提出“职教救国”理论。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黄炎培“职业救国”理论的引领下，提出“教育跟着政治走”，着重发展战时职业教育，为抗战救国服务。
1939年4月16日至5月4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昆明召开抗战工作讨论会。会议专门座谈了黄炎培《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以及黄炎培就介绍撰写该文缘由的《一封公开的信》两篇文章。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以往工作态度，有一些不免为教育而教育，为职业教育而办职业教育者，此时观念完全不同，完全变为国家民族而办职业教育，为抗战建国而办职业教育矣”。
1938年，武汉沦陷前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武汉开展了难民救援工作，最后留下了800多人。1938年6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其中300失学失业青年组成了江苏失学失业青年工读服务团，由江恒源任团长，率领这300多人到沅陵浦市镇江东寺创建了学校，后因经济困难于1940年解散，剩下500多江苏籍人士组成了江苏纺织工业委员会，开办“难民纺织工厂”，由冷遹任主任委员，到常德漆家河镇建设江苏难民纺织工厂。
1938年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立重庆难民职业介绍所，办理难民职业介绍和职业训练事宜，帮助了大批从外地流亡来渝的难民和学生求职谋生，总社迁重庆后，重庆难民职业介绍所交由总社代办。1939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重庆附近的永川县筹建了永川赈济造纸厂，该厂主要吸收难民、生产新闻纸，1939年7月正式出纸，当年产量一千吨。永川赈济造纸厂发展比较顺利，成为难民生产自救的一个典型。1939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还组织中华职业学校（渝校）师生参加7个难民收容所的工作，接受难童免费入学，向难民发放慰问、代笔、询问、施茶、施粥，每逢元旦春节，还联络民众、募集寒衣。
1939年1月，广西成立“伤兵之友社”，广西办事处积极参与，并成立伤兵难民慰劳所；举办难民纺织厂、支持参加由陶行知发起的岩洞教育，同时与相关单位举办中华营造厂、中华铁厂等。1940年5月，四川办事处对受灾群众进行救济、慰问，动员青年学生到7个难民所开展救护工作。
职教救国：培养抗战人才
1943年4月，在全面抗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候，黄炎培撰写了《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纲要》，将“职教救国”理论与抗战形势结合起来，形成“职教救国”的实践理论。
《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纲要》将抗战职业教育的精神进一步拓展，提出培养七种抗战人才、建国人才。
1943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立社二十六周年展览，周恩来在百忙中赶来参观，参观后又同黄炎培等人长谈了时局和日军动向。其后不久，周恩来为解决副官钟韵夫妇的职业掩护问题，想到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周恩来派钟韵夫妇从桂林转往昆明工作，为他们写了致时任云南办事处主任孙起孟的介绍信。钟韵夫妇到昆明后，持着周恩来的亲笔信找到孙起孟，孙起孟立刻安排他们在中华职业教育社里住下，并委派钟韵为总务主任。钟韵利用总务主任的便利条件，在云南办事处的储藏室里架设了秘密电台。除了掩护党的地下电台外，昆明办事处及该处开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曲靖分校，以及由该处代管的省立开远农业职业学校，还分头接待了从各地辗转来到云南的几十位进步人士，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这些人的就业问题，大多也是由云南办事处帮助解决的。到抗战胜利前夕，云南办事处已赢得“民主堡垒”的美誉，办事处很多工作人员都曾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如1944年共产党领导昆明各界群众举行反内战集会，会上大量散发由闻一多起草的《反内战宣言》，这份宣言就是由云南办事处同仁秘密印制的。
“南泉大计”：战后五年计划
1945年1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分析当时局势，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可期，黄炎培前往重庆南温泉，花了两天时间，制订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今后五年间建设大计》（因文章在重庆南温泉撰写，又称“南泉大计”），后改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战后五年计划”。
“战后五年计划”明确制定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战后五年间建设大纲的背景、依据和原则，同时提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地位与附属机关的分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附属事业、农村教育及劳工教育的试办、职业指导的研究与实验、研究系统的建立、出版及发行、社员征募与联络的专责、总社与附属机关任务的分担、中华职业教育社与附属事业的联系等17个方面的任务。由于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战后五年计划”未能付诸实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黄炎培、杨卫玉、王艮仲等在四川省重庆市研究职教社迁返上海问题。1945年9月16日中华职教社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对原有事业或恢复、或改进整理、或进一步加强，桂林、贵阳、西康办事处停止。
至此，中华职业教育社战时职业教育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