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民主改革，彻底颠覆了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在西藏近千年的反动统治，深刻改变了西藏社会的性质和西藏人民的历史命运。民主改革，这一西藏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运动，为之后西藏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历史前提，为西藏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发展奇迹的创造开辟了现实道路。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与西藏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的高度统一，无可辩驳地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推动历史发展和指导实践运动的真理力量。
一、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覆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深刻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历史任务。
60年前的雪域高原，虽然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封建农奴主们千方百计拖延抵制民主改革，为此不惜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但终究无法逃脱历史发展的铁律，罪恶反动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被无情地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从此以后，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残余势力所能做的无非就是整日做着复辟的黄粱美梦，并在西方主子的指使下不时写写诅咒新社会的谤文，向抛弃他们的人民唱唱自怜自悼的挽歌。这一切都显示了饱食终日的农奴主阶级对历史知识的一无所知和反动。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作为一种罪恶反动的旧制度，第一次退出历史舞台时，即它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必定相信自己的合理性并为此不惜与新生的世界进行垂死斗争的时候，它的历史注定是悲剧；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作为一种早已寿终正寝的“死尸”，在新制度早已确立自己合理性的条件下仍妄图“借尸还魂”复辟时，它的历史只能是滑稽剧。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残余，是旧西藏残留的尾巴，它是历史发展尚待彻底克服的无用的残留物，任何一种绞尽脑汁美化它的企图都只能借助于谎言和诡辩，任何一种妄图复辟它的行动都只能是反动与徒劳。
现代西藏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残余及其上演的复辟闹剧，是一种时代错乱，它公然违背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西方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来掩盖自己封建的反动本质吗？还会无视旧西藏封闭、落后、野蛮、罪恶的历史真面目，而一味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
在60年前的西藏，历史的必然性是以现实性的形式展开的，是以民主改革的成功、新西藏的建立、百万农奴的新生、生产力的解放为标帜的。这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社会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必然会产生的斗争。对此，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有一个持中的评论：“这是一个生气勃勃、迅速前进的社会”同“一个停滞不前、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之间的冲突，是一场改革与“担心改革”的冲突。因此，新西藏的建立、旧西藏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二、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覆灭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形态变迁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变革，根本上遵循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原理，其一般的逻辑或理想模型是生产力的发展引发既存生产关系的不适应与变革，进而逐渐引起上层建筑和意识形式的变化。
但历史都是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社会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既可以表现为新出现的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的狭隘性之间、变革生产关系的需求与保守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如西欧近代的产业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飞跃、生产关系变革和政治制度变迁；也有可能表现为一个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迫切需求与既存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制度的保守性之间的矛盾，如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近代东方社会。这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求与封建经济政治制度不适应性之间的矛盾在该区域遭受外部世界冲击之前即已孕育和萌芽，但由于多数表现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缺少强劲的新生产力的出现作为基础，所以一直处在受抑制的状态难以突破生产关系的框架；还可以表现为封闭环境中极端落后残酷的经济制度和极端反动严密的政治统治对生产力发展变革的持续性抑制和源头性窒息，这一情况在旧西藏表现得尤为突出。
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生产力十分原始落后，制约西藏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除了生产工具的原始性、自然界产出能力的贫瘠性和生产者劳动的消极性外，根本原因是落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反动的政教合一专制统治，对整个社会生产的长期抑制和破坏。封建农奴制下的旧西藏，占总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几乎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并部分占有农奴的人身，他们凭借着生产资料和人身权利的双重占有，对百万农奴实行着超经济的强制性剥削和残酷压榨，他们不事生产却坐拥财富、锦衣玉食、挥霍无度。更有甚者，占总人口十分之一还强的不事生产的僧侣阶层和频繁举办的宗教活动一起持续消耗着本来就极度匮乏的社会财富。而百万农奴作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却整日生活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终其一生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因为过度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饥寒交迫的非人处境，民主改革前旧西藏的人均寿命只有35.5岁，未到成年即冻饿夭折的农奴子女更是不计其数。而由于不堪奴役被迫举家逃亡的农户在各庄园更是司空见惯。人是生产力中十分活跃和基本的要素，旧西藏的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窒息。而建立在封建农奴制经济基础上的政教合一上层建筑更是保守反动、罪恶昭彰，宗教和政治、僧侣和贵族犹如鸟之两翼共同维护着罪恶的农奴制生产关系，维系着西藏政治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它们一个扮演刽子手的角色，一个扮演布道师的角色，对广大农奴群众实施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专制，窒息着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深层矛盾正是西藏社会形态变迁的根本驱动力。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它不会永远处在被压制的状态，它必然会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物质形态和出路，这一物质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已经觉醒的百万农奴，其出路就是领导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粉碎落后的生产关系，彻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彻底推翻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反动统治。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在阶级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必将以各自的物质载体即阶级和阶级间矛盾斗争的形式展开，一面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及渴望当家作主的百万农奴，一面是顽固维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农奴主阶级。民主改革运动实践上的极大成功、翻身农奴民改后迸发的极大生产热情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马克思的科学论断，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三、西藏民主改革的发生是多种历史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所具有的特点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
西藏的民主改革只有镶嵌于西藏和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脉络中，置于藏民族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国家统一、民族现代化这一无可回避的时代课题与历史任务前，其意义始能得以完整的彰显。而全面彻底的改革乃是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现代化的必由之径。
改革，这一决定民族前途命运而又不容回避的历史使命，并不是在1959年才摆在西藏社会和民族面前。鸦片战争以来，藏民族和中华民族一道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共同的历史境遇与命运抉择：是破旧立新改革图强以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甘心成为西方势力的附庸？不同的阶级面对这一历史问题会有不同的态度和选择；不同的阶级解决这一问题会有不同的决心与方式。1888年和1904年，英国殖民势力接连发动两次武装入侵西藏的战争，此后救亡图存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任务就横亘在西藏地方和国家面前。中央王朝的统治者首先意识到这一问题，所以才有了1904年之后赵尔丰在川边藏区推行的改土归流和张荫棠在西藏实施的革新藏政。西藏的有识之士也深刻地体认到西藏的封闭与落后、西藏经济政治制度的积弊与不合时宜，所以也曾竭力主张以现代化为取向改革藏政，甚至十三世达赖也曾做过改革藏政的尝试，然终因其阶级局限性及触动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和三大领主的根本利益而以失败告终。而具有现代启蒙思想和理性知识的佛教僧人根敦群培，从佛教内部开始的宗教批判，因不能见容于独裁专制之西藏宗教神权，也难逃横遭迫害人死行止的命运。
考之西方现代文明发生之轨迹可知，现代文明在西方之萌发乃由宗教改革开始，乃由破除政教合一制度开始，而理性思想之启蒙亦以批判宗教之精神专制与愚昧开始。然而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1、西藏宗教的改革、西藏政体的变更，绝难在封闭的环境中自发地产生，受制于阶级局限性也不可能由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宗教界自身自愿自主地予以担负；2、西藏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轨迹和特点，西藏的现代化不能盲目因循、照搬西欧的经验和路径，由宗教改革孕育现代文明因子、再由经济革命引发社会政治革命的改革步骤在西藏根本行不通；3、西藏的保守势力实在过于强大，而政教合一的统治结构又实在过于稳固，没有外力的强行干涉，完全依靠西藏内部的新兴进步势力独自开启现代化的进程，抑或寄希望于保守的传统势力觉醒而自我革命只能是一种天方夜谭，必由坚强外力之持续推动引发内部民众之普遍觉醒始能避免重蹈覆辙的历史悲剧。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用八年耐心劝勉、努力推动民主改革无果更是无可辩驳地验证了这一点。
历史的推进和危机的累积早已把西藏推到了这样的境地：不进行所有领域的解放，任何一个单独领域的解放都是不可能的！不进行大本大源的改造，任何细枝末节的改良都是徒劳无功的！不彻底粉碎武装的反革命，任何美好的前景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其中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是改革的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的意志和决心是改革得以进行的坚强保证，百万农奴阶级意识的普遍觉醒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发动阶级斗争和彻底革命是当时情境下唯一正确的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无论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所引起的巨大作用看，还是从其所引起的我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变革的深度和广度看，西藏民主改革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且是一场纵贯宗教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消极片面的生产力自然决定论者，不是袖手旁观坐等其成的历史观望者，而是遵循历史规律顺应时代呼唤的大有为者，为此，他们不惧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英勇惨烈的牺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6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回应人民群众的改革呼声，领导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60年前雪域高原上以百万农奴为主角上演的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一举埋葬了旧西藏存续近千年的罪恶反动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彻底推翻了残酷压榨人民的三大领主的野蛮专制统治，成功开启了新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生产力飞速发展、群众生活日新月异、民族团结坚强稳固、国家统一坚如磐石的西藏历史新纪元。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西藏人民，必将不忘历史，继续前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特殊关怀下，接续谱写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改革大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西藏篇章！（作者单位：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